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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华工远赴欧洲。这些华工大多数来自山东威海的农村地区，在战争的间隙，这些质朴的华工用他们的巧手在炮弹壳上“雕刻”出精美的图案，写上诸如“禄合同春”的祝语和愿望。

  如今在一战时西欧主战场的比利时小镇伊普尔，有一座一战战地博物馆。馆长登多文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博物馆里永久展出一些一战华工们制作的贝壳、弹壳等装饰品，以及许多书籍、照片、明信片和当地人记录下来的关于华工的日记。”

  “这些战壕艺术反映了华工们的行为与思想，甚至简单如火柴盒这样的东西也能显示出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说精心雕刻过、装饰过的物品了，它们展示出华工们发现与创造美的欲望，用艺术掩盖战争残酷的冲动。”登多文说。

  这一年对于登多文馆长是相当忙碌的一年。除了举办《以铲代枪：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展览，他还和好友英国牛津大学孔子学院教授冯浩烈(Philip Vanhaelemeersch)一起翻译出版了一战华工团年轻翻译顾杏卿依照自己所见所闻撰写的《欧战工作回忆录》，这是这本回忆录首次被翻译成荷兰语在欧洲出版。

  2000年，登多文馆长开始着手研究一战华工。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人是一战中被忽视的最大的群体，于是，与朋友冯浩烈教授等人一起，他们想要纠正这段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正义、不公平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看来，西方人应该改变对一战的看法，要让历史叙述更加包容，并承认非欧洲人群参战的经历，如印第安人、中国人等。其中，中国劳工公司(CLC)的存在尤其吸引他。

  “华工，这些被雇佣的人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恰巧当时在清王朝灭亡后，中国正积极地在世界上寻找一席之地。”登多文馆长说。

  目前，登多文馆长和共同工作的好友冯浩烈教授正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桑德斯教授一起准备对华工战壕艺术进行研究。后者曾在2003年出版过一本名叫《战壕艺术：战争的物质性与记忆》的书。

  据资料显示，战壕艺术起源于1799年至1815年爆发的拿破仑战争，但在一战时得到蓬勃发展，是战争中士兵、囚犯或者平民通过手工制造的物件的统称。“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华工们在战时以及战后做的一些手工物品。”登多文馆长解释道。

  一战期间至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这样一群为了谋生而远渡重洋奔赴前线的中国华工们承担起了挖掘战壕、掩埋尸体、清理炮弹手榴弹和子弹以及兵工厂的其他工作。与此同时，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一些战壕艺术的确是由华工在战时的战壕里完成的。

  “虽然展览早就结束了，但博物馆永久展出一些一战比利时华工们制作的贝壳等装饰品，以及许多书籍、照片、明信片和当地人记录下来的关于华工的日记。”登多文馆长谈到了8年前这场名为《以铲代枪：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型展览，“我们很希望今后能参与临时的展出，有一些展品的拥有者是一些私人收藏家，我们从始至终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正是在8年前的这场占地750平方米的展览上，人们看到了在战壕里摸爬滚打的华工们别致的匠心。“他们挑水的时候不是走，而是进入一种小跑快步状态，我听说这样做才能够使他们都觉得减轻负担。一个中国华工欢快的挑水景象：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小跑，总是让人觉得很感动。”一名叫做mick的上尉说道。一名英军弹药官也回忆说：“我们兵站的重体力活都是华工来做。”

  据登多文馆长介绍，华工在炮弹壳上刻下了许多别致的图案，有花鸟鱼虫、龙、诗词歌赋、自己的名字、编号以及所在的华工团，更不可思议的是京剧脸谱等。除了炮弹壳，还有一些图案是雕刻在贝壳和玻璃串珠上的。

  “这些战壕艺术反映了华工们的行为与思想，甚至简单如火柴盒这样的东西也能显示出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说精心雕刻过、装饰过的物品了，它们展示出华工们发现与创造美的欲望，用艺术掩盖战争残酷的冲动。”

  据登多文馆长估计，1919年9月，大约有12000名被中国劳工公司雇佣的华工来到了比利时。英国军队不准他们与当地女性通婚。“但是，据我们所知，的确有华工与当地女孩儿产生了爱情。”他说，“我认识一个叫Gerard Tchang的华工的儿子，他目前住在巴黎。但是我所知道的更多的华工与当地人结合后所生的孩子都去世了，并且没有留下后代。”

  一战死亡的中国劳工数目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纪录片《被英国遗忘的军队》(Britain’s Forgotten Army)曾提及战争墓地中被埋葬和纪念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人，但一些国内资料中的数字为20000人。

  “目前在比利时有85个华工的墓碑，这一个数字远低于实际死亡的人数。我们离法国边境只有15公里，许多华工是在那儿受伤、死亡的，最后被埋葬在法国境内的巴约勒、努瓦耶勒等地。”登多文馆长说。

  据资料显示，法国努瓦耶勒华人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 员 会 的 设 计 师 John Reginald Truelove设计，在英国设计师Sir Edwin Lutyens监督下建成，共有841个墓位，是欧洲最大的一战华工墓地。

  一本1917年10月出版的《劳工团队负责人手册》上这样写着，“华工不能埋葬在基督教墓地内，除非无法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墓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在埋葬在军墓或者公墓的角落。”

  坐落在坡泊灵市Lijssenthoek镇的英军墓地以前被称作Remi Siding，是比利时容纳一战华工墓位最多的墓地。“我来这里参观英国公墓，但我也发现这里有一个中国坟堆。”Achiel Van Walleghem神父于1918年2月28日参观时说。

  在一战这样重要的历史背景下，一群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和少数担任翻译的知识分子一起踏上了前往欧洲战场的路。在登多文馆长看来，抛开宏观的叙事，一个个农民个体、华工小人物的故事才是最引人入胜的。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向欧洲大陆的第一次大迁徙。这也是普通的欧洲人第一次直接见到中国人，而中国人也是第一次与欧洲人面对面的接触。从华工的记录来看，他们从西方人身上看到了长处，也看到了不足。”登多文馆长说。

  在他看来，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来自东方的普通人与西方普通人的交汇，“这是双方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中国人的大量涌入，造就了中国和比利时的直接联系，可以称为历史的重要时刻。”

  目前，他已经发表了数篇关于当地人与华工日常生活交往的研究以及欧洲人对华工态度转变的文章，还研究了一战后华工对城市重建做出的贡献。“能确定的是，华工是勇敢的人。但他们也是一场欧洲人发动的、几乎把全世界都卷进来的战争的受害者。”他说，“前往欧洲让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得到了强化。”